探索与争鸣 | 陈恒:全球文明视野下,城市软实力何以成为关键|“提升城市软实力:中国经验与全球文明视域”圆桌会议
发布日期: 2021-09-03 作者: 浏览次数: 10

全球文明视野下,城市软实力何以成为关键


陈恒|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

本文刊载于《探索与争鸣》2021年第7期,原标题为《全球文明史视野下的城市软实力与国家文明形态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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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的本质是城市文明,城市是人类社会与特定地理环境紧密结合的一种实体。城市在一定空间内聚集着人口、资源、财富与精神,创造出辉煌的建筑、璀璨的街景、迷人的空间,是人员、物质、信息流通的节点,是“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”,从而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,在满足人们物质、文化、发展、安全、信仰等方面需求的同时,亦是赓续文明发展的巨大容器。各个时代的国家运转主要都是依靠城市进行的,但对于人类来说,城市还是个新生事物,我们对它的认识还远远不够。



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在大宇宙中已存在了约46亿年,地球生命出现的时间约为30亿~40亿年前,而人类的历史大概为300万年,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史仅5000年左右。但人类自出现以来就不断改造自然,塑造着世界。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,从这个意义上说,理解一座城市的同时,也就理解了人类自身。


大约1万年前,美索不达米亚发生了“农业革命”,人类逐渐由食物采集者变为种植者,过渡到定居的农耕生活。目前公认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,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。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由史前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,人类开始由简单农业社会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发展。公元前3000年左右,城市和城市生活肇始于美索不达米亚,这通常被认为是“第一次城市革命”;因工业革命而出现西方大城市,被认为是“第二次城市革命”;20世纪后几十年中巨型城市的出现,被认为是“第三次城市革命”。城市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。“我们塑造城市,城市也塑造我们。”


语言的发明、文字的创造、农业的出现、城市的构建,可以说是古代世界的四大发明。这四大发明奠定了人类生活的基础,使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文明,并有了保存、发展、传播文明的可能。城市的崛起不仅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,其本身也孕育了与农业文明迥异的新文明类型。在古代,作为一种聚落,“城市”显然日益不同于周边的乡村——在这里,大量人群完全依赖他人的劳动而生存,社会分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,城市居民的眼界更为宽广也更具创新思维。大量人群集聚在城市里,为艺术、宗教和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形成了作为空间载体的教堂、宫殿、学校以及公共空间等。城市成为人间的某种“奇迹”。难怪西班牙殖民者迪亚斯(Bernal Diaz del Castillo,1495—1584)在晚年回忆时表露出这样的心情:“面对如此美轮美奂的景致,我们不知应该做什么,说什么,或是说简直不敢相信,在我们眼前的这块陆地上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城市……在我们面前矗立着气势恢弘的墨西哥城……”如果没有城市,那些文字、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发明以及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能否传承下来,人类又将向何处发展,值得深思。



城市如何产生?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什么作用?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?城市是苏格兰社会学家帕特里克·格迪斯(Patrick Geddes,1854—1932)所说的“坟场”,还是实现人类大同的乌托邦?建设一种满足人类需求、可持续的新型城市是否可能?城市软实力的组成要素究竟包括什么?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,这些问题持续不断地吸引着那些最为睿智敏锐的头脑反复思考。要了解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,就必须回到城市的历史中去,探寻历史上各类卓越城市的精神品格与软实力。


在近代国家概念出现之前,不少情况下人们是以著名城市来指代一个地区或时代的,比如苏美尔、阿卡德、雅典、罗马、亚历山大里亚、迦太基、君士坦丁堡等。正是因为这些城市拥有巨大的财富,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,富有城市感召力,这些因素逐渐演变为城市的软实力,最后形成地区乃至国家的文明形态。


以人为核心的城市,不但控制着物质财富的生产、分配、流通,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荟萃之地,是文化的熔炉,不断创造着辉煌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,这就是城市的品格、城市的软实力。这种软实力既影响着本地城市的空间权力变迁,也能跨越边界,超越国家、民族,影响本区域乃至世界范围的城市。这种软实力是由包容力、提供力、号召力、吸引力等看似无形实则有形的各种内在品质构成,它们既是城市本身的魅力,也是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

包容力体现着城市的文明指数。如上海城市精神被概括为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,关键就是包容力的塑造。只有具备兼收并蓄、包罗万象的品格,城市才会呈现出更多的自由空间,才会不断更新,才会拥有安全感,并最终促进人类社会秩序的完善。


大城市里从不缺少那些雄心勃勃、积极进取、奋发向上的人,其中一部分人恰好在适当的时候实现其理想,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个人的努力,但最重要的还是包容性的城市提供了良好的环境。城市意味着新的可能性。“在城市当中,通过市场、聚会场所等介质的交融手段的浓缩强化,人类的生存方式逐渐形成了各种替代形式:乡村中根深蒂固的循规蹈矩渐渐地不再具有强制性,祖传的生活目标渐渐地不再是唯一的生存需求满足,异国他乡到来的男男女女,异国他乡传入的新奇事物,闻所未闻的神灵仙子,无不逐渐瓦解着血缘纽带和邻里联系。一艘远方的帆船驶入城市停泊,一支骆驼商队来到城市歇息,都可能为本地毛织物带来新染料,给制陶工的餐盘带来新奇釉彩,给长途通讯带来其所需用的新式文字符号体系,甚或还会带来有关人类命运的新思想。”城市是陌生人社会,让人少些牵连与顾忌;城市是自由的世界,让人可展开对未来的憧憬;城市充满着公平,让人获得各种机会……一言以蔽之,城市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一切。普及的文化、多元的商业、变革的技术、自由的空气,都在完善着人与世界。


提供力意味着城市的创新指数。我们可以把文化大致分为四个方面:以自由、公平等要素为代表的人文文化,以音乐、舞蹈等要素为代表的艺术文化,以科学、技术等要素为代表的学术文化,以宗教、巫术等要素为代表的信仰文化。这些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代表性城市。就古代地中海世界而言,大体来说,雅典代表着人文文化,罗马代表着艺术文化,亚历山大里亚代表着学术文化,耶路撒冷代表着信仰文化。时至今日,这四种文化的内涵更是大大丰富了。艺术文化已经发展为庞大的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的文化产业,包括文学、美术、电影、音乐、摄影、舞蹈、设计等领域的产品创作、流通与消费。学术文化演变为今日的大学、出版社、研究机构、学术期刊、智库等构成的学术共同体,这些学术机构与平台,既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化生产力,也代表着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能力。人文文化与信仰文化则是一座城市的底蕴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不同城市的人们总是体现出独特的精神和属于自己的气质。例如,今日上海的文化,无疑是江南文化、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融汇的产物。追根溯源,江南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,江南文化在中国整体文化中的个性化发展,使上海成为一座传统文化之城;江南积淀的优秀历史文化在上海的现代化转型中呈现出无限活力,使上海成为一座创新之城;江南乡土文化在跨地域、跨文明交流中的和谐融合,使上海成为一座中西文化荟萃之城。上海代表着江南故事、中国故事和世界故事的相得益彰的互补性展开,在方方面面都具有极大的提供力。


号召力代表着城市的影响指数。城市是社会进步的产物,是人类文明的结晶,是安全和忙碌之地,也是文化发达程度的体现。城市空间决定了城市生活的类型,城市居民决定了城市的精神品格,城市历史决定了城市的文化底蕴。城市可以让生活更美好,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安全、自由、便捷、健康的根本需求。大城市是决策机构的聚集地,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的汇集地,工商、金融、传媒、学术等各类活动空前活跃。城市更是利益分配的中枢,提供了空前广泛的就业机会与上升渠道,因此具有强大的号召力、感召力,激荡着人们奋发向上的热情。


吸引力体现了城市的活性指数。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,城市的活力与动力需要依靠移民。伴随移民而来的是文化流动,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,是激发新文化的重要源动力。发达城市既为本区域的人所向往,也吸引着国际移民。来自各地的移民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、价值观念,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、文化表达赋予城市多样性,刺激了城市的持续发展。移民也引发了信息交流,带来了商业活动、贸易发展。大城市从来就是种族与文化的大熔炉,它是人们进行生动而微妙的人际交往的中心,这里总是会产生新的群体、文化与社会形态。诚如斯宾格勒所说:“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从城市中诞生的,这是一个极为确定却从未被深入研究的事实……民族、政府、政治和宗教,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……城市。”



具备包容力、提供力、号召力、吸引力这四种力量的城市,就会成为全球节点城市,并最终成为象征性的全球城市。不过,要把全球城市这一想象变为现实,还有很长道路要走。当下,上海、孟买、墨西哥城等形成中的全球城市,已经具备显性的可能。上海在包容力、提供力、号召力、吸引力等方面已经具备全球城市的潜力、能力与实力,但未来仍需要不断努力。


全球城市正在重绘当代世界的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、治理版图。作为全球网络的关键节点,全球城市发挥着全球资源配置的特殊功能,是引导与其相连接的其他城市、地区进入世界市场的枢纽。


全球城市是国家治理的前沿空间。大城市的能源如何供给、水资源如何保障、空气质量如何保证、医疗资源如何分配、教育资源如何布局、安全如何保障等,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。大城市在这些方面实现成功治理并积极主动地分享经验,是国家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。


世界大国必然拥有全球城市,全球城市也离不开世界大国作为其生长、成熟的沃土。正如伦敦之于19世纪的英国、纽约之于20世纪的美国,历史经验已经不断验证了大城与大国的关系。对中国而言,建设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全球城市,有助于把握全球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等领域的战略制高点,深度参与国际竞争、合作,从而全面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,构筑对外开放新格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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